叮叮当

我没见过这些吻,我敬你若神

【王黄】记王、黄两位先生

两个考试周之间的产物,写得急,有错字bug还请谅解

参考了一些真实人物经历……等我考完试再标注吧orz


就在今年,我学生带的两名博士毕业了。前些日子我受邀给院里的优秀学生颁奖,满座教授数一数,论岁数我竟也能排在前三,不禁哑然失笑,再不是逢人便喊我“小高”,有时还能被苏教授塞一兜瓜子的时候了。

颁奖过后是交流时间,一个高个男生站出来,坦言自己很迷茫,找不准未来研究的方向,想问问老师们当年是怎样选定并走上研究这条路的。这不禁勾起我追忆往事,说来惭愧,我既不是自幼矢志科研,也不是什么神童天才,能有今天这点成绩,和我的两位老师是分不开的。


1943年,我考入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那年我十六岁。日军不时发动空袭,“跑警报”便成了安身立命的本事,习惯后竟也有了趣味,不得不感慨人的适应性之强。如此过了两年,一天我们在上工程力学,外面突然喧嚷起来,走廊里有人蹬蹬蹬地跑过去,边跑边喊着“投降了,鬼子投降了!”班里一下炸开了锅,老先生一张老脸皱在一起,挥挥手说下课。我们开始还将信将疑,但也都坐不住了,便纷纷下楼,见人都涌了出来,有学生也有老师,互相打听,渐渐才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外面有人在放鞭炮,我咧着嘴,想哭又想笑,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大声说道,“结束了,鬼子投降了!”我也大力点头,“结束了!”我从来没感觉到周围的人这么亲切,仿佛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那天是8月15日,一个注定要被记入史册的日子。

日本投降,这对全国人民的意义很大,对我个人的影响也不小。我就读的工学院被并回清华园,我也随之来到北平继续完成学业。和重庆比,北平是完全不同的气候,很干,八月的阳光很刺眼,走在街上,能看到戴着瓜皮帽的老人和随处可见的人力车夫。

那年开了门近代力学,这着实新鲜,在此之前,我们学的理论都是几百年前的,近代的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坐下时距铃响还有一会,屋子已挤得满满的,九月还有些燥热,黑板前立着位先生,年纪不大,约莫三十出头,一身衣服半新不旧,他环视一圈,开口说道,我刚从美国回来,估计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叶。随后他转身写起了板书,我们面面相觑,这才意识到他竟是连名字也不说便开始讲课了。

彼时我也只是惊讶于这位先生的直接,而这点惊讶也很快就消散了,因为要惊讶的实在太多了。在叶先生的课上,我才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顿觉自己以前犹如坐井观天。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十分朴实,他不像有些老师卖弄学识,或是搞什么新花样,他只是按部就班地讲,做理论分析,正是这些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也使我认真地考虑起是否要从事力学研究。

可以说,日后我能走上研究力学这条路,叶先生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毕业后,我留在学校做叶先生的助教。当时物资都还不很充裕,教授们的薪资尚时有停发,何况我一个助教?我又自持已有工作,不好向家里要钱,便咬牙死撑,从饭费里克扣,仗着年轻身强力壮,倒也没出什么事,只人瘦了一圈。今天看来,那些苦头其实大可不必吃,完全是由于我自身的好面子所致,可在当时,它们确实使我初尝生活的艰辛。

然而意外来得总是突然,否则也不能称之为意外。一个下午,叶先生敲了敲我的桌子,示意我和他出去,阴暗逼仄的走廊,窗外飞着鹅毛大雪,叶先生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想不想出国留学深造?”我有些惶恐,但随之而来的是兴奋,能到更高水平的地方去学习,这不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吗?

1948年8月,在叶先生等人的推荐下,我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船将抵岸时,我听着汽笛长鸣,心里溢满对未知的兴奋与忐忑,离开了生活二十四个年头的故土,前往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彼时我尚不知道,就在那里,我将遇到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


第一节课是在下午,我一向到的早,没想到教室里已经有人了,是个穿衬衫的男生,坐在第一排,低头在算些什么,背脊挺的笔直,我看他侧脸像是中国人,心中暗暗为有同伴而窃喜。要上课时,他收拾好纸笔,默默起身,直至他走上讲台开口做自我介绍,我这才意识到这个人是本门课的老师。彼时我尚不知,这位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等领域都有相当造诣的王杰希先生日后将成为我的导师,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当时我只是在想,作为一名教授,他长得实在是过于年轻了。

读硕士时,有两门课都是老师教的,我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年后我取得硕士学位,顺理成章跟随老师做热应力方面的研究。

许多年后我都对学生说,我无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早一届叶先生还未回国;晚一届新中国成立,老师一心回国,不再带博士生,只有这届,不早不晚,恰能聆听先生们的教诲。


我就读硕士时,曾在老师嘴里听到过几次黄先生的大名,因着好奇去旁听过黄先生的湍流学,不得不说,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当然仅仅是对我个人而言。

并不是黄先生讲的不好,相反,黄先生口齿伶俐,手势活泼,举的例子也生动,唯有一点,他语速非常快,加之不完全契合我的专业,反应自然慢了半拍,知识就像一大堆炮弹一样密密麻麻地砸了过来,我毫无招架之力,唯一能使我略感安慰的只剩下看着黄先生的学生也是一脸茫然时的一点幸灾乐祸。

这便是我读硕士时与黄先生仅有的几次交集之一了,真正相互认识是在我跟随老师读博士后,黄先生和老师师出同门,说起来要算老师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很有心得,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有时也会在场,渐渐地相熟起来。
黄先生是广州长大的,平日里说话只稍带些口音,但每每和老师讨论,一说急了就满口粤语,语速还快,我是听不懂的,令我惊讶的是,平日满口官话的老师居然能听懂,甚至还能插上话来。每到这时,我都感觉他们之间自成一个世界,外人是插不进去的。我常常见老师说着说着便拿纸笔算了起来,黄先生凑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或是黄先生说倦了趴在老师的办公桌上补觉,老师坐在一旁看书,神色很柔和。


老师可以说是正式使我确定研究方向的人,可我的研究方向并不和黄先生的十分一致,那么我为什么称黄先生也是老师呢?这里面其实是有故事的。

我做毕业论文时,研究了很久的课题被证明是完全走错了路的,大半年的心血都浪费了使我十分懊丧,时间不多的紧迫感也使我越来越惶恐,满心都是对辜负老师的负罪感。那段时间,我完全找不到新的突破方向,每日大段时间都在苦苦冥思,可这不过是耗费时间,徒劳无功。老师看到我的焦略,劝我歇一歇,不要操之过急,可我确实怕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期待,老师越是温言劝慰,我越觉得自己无能。那时我已经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老天爷没赏我这碗饭吃,我究竟适不适合研究,可这种东西是无法被验证的,所以我越来越焦虑,我感觉不到疲劳,也感觉不到困倦,甚至感觉不到饥饿,只是日复一日的麻木和沮丧。

浑浑噩噩地过了有一周,一天我正在埋案苦读,桌子突然被敲了敲,我诧异地抬头,就见黄先生倚在桌旁,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我当时和他还不很熟,想起身问好,他却摆摆手,开口问我,“你最近都做些什么?”

我有些茫然,“……就是……写毕业论文。”我对自己的答案都感到很不满意,简直不敢抬头看他了。

没想到他扫了一眼我写的论文,开口,“那也不差这一天,你想不想去四处走走?”

我茫然地抬起头,以为自己听错了,黄先生却只是嚷嚷着“走吧走吧,你老师他们一个个手头忙项目,我都快闲死了,想出去又找不着人……”边推门出去了。

说是走走,黄先生是开车来的,他示意我上车,看我一脸惊愕又笑了,“上来啊,又不会吃了你。”俨然一副领我出去兜风的姿态。车里的音乐声开得很大,很燃很炸裂,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要去哪做什么,心里还惦记着论文。可不久我就不在意那些了,急速的风从我耳边掠过,快慰得让人只想跟着大喊。将近一周没能造访的疲劳感涌了上来,下一秒我陷入黑甜的梦乡。

醒来时天色已微微沉下来,四周是一片很广袤的空地,我四处环望,带着久睡后特有的倦怠,黄先生在车外夹着烟,看我醒来笑了一下,“你这可睡了有一会了。”

我很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向他道歉。他却没看我,也不吸烟,只是用两根指头夹着,姿势有些生涩,我想他应该不常碰烟。黄先生看着烟头一点火星说道,“我刚来美国时,是王杰希开车把我接过来的。”

他这话来得突然,更像自言自语,我一怔,他却也没想我接话,只是自顾自地说,“他还帮我搬行李,带我去食堂,我当时就想,这个师兄人真好,就是老板着脸,太正经了,结果周末他说要带我去兜风,一上车我就傻了,他车开得比我还猛,手法还吊诡,第一次坐他的车我差点没吐出来。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整天泡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呢。”

他看我一脸震惊的样子就笑,边笑边说,“看不出来吧?他那时一闲暇就带我出来兜风,把这一片都来遍了。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哦不对,我现在也不知道。对了,你问他问题,他讲的你能听懂吗?”

话题如此突然地转移到我的身上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只好老实答道,“有些时候听不懂,还要老师再讲一遍。”

我本以为他会说些要多下功夫之类的话,没想到他说,“不赖嘛!”像是怕我不信一样他又说了一遍,“很厉害了!他当年刚教课的时候,我去听过几节,你猜怎么着?”

他望向我,我老老实实摇了摇头。他大笑着说,“才上半节课,我脸就青了,全听不懂啊!” 他边说边做出一个苦脸,“后来王杰希就换了现在的思路讲,这下好了些,可还是有跟不上的,王杰希就停一下,挑挑眉,特别快地说一声sorry,然后再说得详细一点,然后带着点无奈地看着我们,他倒是不急也不气,可一句话不说就能让人好难堪的。你也遇见过吧,就他说sorry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气?”

我其实是有点尴尬的,毕竟能听到老师在这种情况说sorry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我私心里也确实不认为这是老师的过失,明明是我愚钝,才没有跟上老师的思路啊!我不禁又有些黯然神伤,只好胡乱点了点头,刚刚才有些快活的空气又沉寂下来。起风了,可这下连风也救不了我了。

黄先生却仿佛完全没注意到我的神色变化一样继续说着,“有的时候就单纯是我们基础不够扎实,王杰希就扫我们一眼,哎那个眼神我学不出来的,就是那么平平地扫一眼,然后他就干脆地说一句‘我默认你们对需要的基础知识都了解了’,然后继续讲下去,他就继续讲下去了!说起来,你听过你们老师的外号吗?”我木然地摇了摇头,我终于发现黄先生和老师的共同点了,就是永远都不知道他们下一句要说什么。

“还是叶修先叫的呢,叶修你听过吧,他前两年回清华教书去了,哎他是不是还教过你们?不对跑题了跑题了,我跟你说啊,王杰希的外号是王大眼啊,王、大、眼、啊,是不是很形象很贴切啊!”说着他绘声绘色地学了一声“大眼啊”,那个略带上扬的懒洋洋的尾音,让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叶先生叼着烟时的场景。

我猛地笑起来,其实是有些失礼的,但当时的气氛确实让人很难不笑出来。在空旷的地方,对自己的约束仿佛也松快了很多,黄先生扔掉手里一口没抽的烟,拍了拍我的肩膀。“做研究是苦差事,总要给自己找点乐子的,出来走走啊,下下棋啊,聊聊天啊,再不行,想想当初为什么入这行。”

那一瞬间,我又想起来当助教的那个难耐的冬天,我每天只吃两个馒头就着榨菜,去晚了馒头凉了,我就着热水吃。那一年雪格外多,有时离开图书馆时,积雪已很深了,回头就能看见雪地里两道脚印,深深浅浅。要是忘记烘干鞋,第二天一整天都会很难过。然而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抵不过在研究路上前进一寸的欢喜,抵不过来自内心深处的对知识的渴求。一直以来那些愧疚,恐慌和怕辜负都烟消云散,研究本身给我带来的欢喜充满了心里,暖洋洋的,让人很踏实,那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

黄先生那天载我回去时又絮絮地讲了些他和老师刚来美国时的故事。那时他们想自己开火,可两个人都不会,只好一起研究。一次店里送来扁豆,他们边剥边嫌壳太厚、豆太小,后来才省悟,这是专吃壳的,黄先生边说边笑,我也在笑,太阳渐渐沉下去了,天边燃起了很绚丽的火烧云。

1952年,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任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师。


而过了很久,那时已经回国了,我无意间提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黄先生难得放缓语气说道:“你老师当时也很矛盾,在想是不是平日里对你施加了过多的压力,可又担心他出面会适得其反,”黄先生撇了撇嘴,他当时说,世上的路那么多,不必非走这一条,他不想让你仅仅是为了怕他失望就继续走下去,毕竟不是热爱的话是真的很苦,可又确实很看重你,舍不下这颗好苗子,他那点心思啊,弯弯绕绕的……”他似是想翻个白眼,可还是湮灭在尾音中,近乎叹息了。

我感觉鼻子不争气地酸了,可我没掩饰,只是低声说道:“路虽然多,可最后只会选一条走。”能遇上老师和黄先生,我何其有幸。

黄先生就嚷了起来,“就是嘛,我当时就和王杰希说,“你想那么多干嘛,世上人那么多,你最后带回家的也只有一个!”我当时是有些诧异的,不知道还未婚的黄先生是怎样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谈出这番高论,不过我见黄先生摸了摸鼻子,似乎也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有些尴尬。

1949年,对于中国人,这是个只要提起数字就能让人想起来事件的年份。那一天老师特意开了瓶葡萄酒,说来有趣,我们都不能喝酒,便都只倒了一小杯,齐齐碰了碰杯。“敬新中国!”这是我们这些远在异乡的游子对祖国的祝贺。

过了一段时日,一天我正和老师汇报一个项目的进展,门忽然开了,黄先生怒气冲冲地进来,很激动地用粤语喊了一通,他后面越说越快,我只能听懂前几句,可这也足够让我震惊了——美国政府不放行。

我当时是很惊愕的,因为我从来没考虑过这种事情的发生,不过看到一脸淡然的老师,我的心情也微微平复。

老师一言不发,给他倒了杯水,黄先生瞥了他一眼,一口气喝了大半杯,然后很不客气地往老师面前一放,显然气还没消,老师就又给他倒了一杯。他们显然是惯了,可不知为何,看得我有点不大自在。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赶忙离开,临走时,听见老师说,不要急,说不定等到美国总统换任就可以了。我不知这算不算个冷笑话,但心里是有些丧气的,希望就在眼前,没想到差了这一步。


1954年,国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地实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然而远在美国,这些开天辟地的大事都犹如镜中观花,不及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令我感到真切——美国政府放留学生回国。老师手头有一项研究没有完成,黄先生先一步回国。那天下着小雨,黄先生挥了挥手要上船,老师突然放下伞,疾走过去抱了抱他,黄先生面向着我,我能看到他脸上开始是有些诧异的,随后他紧紧地回拥了老师,贴近老师耳边说了几句。

我目送着黄先生的背影缩成个小点,听见老师说,“走吧。”我回头只见老师持着伞的背影,消瘦挺拔,恍惚间和黄先生的背影重合在了一起。他们都是一样坚定的人。



同年,我交接好了事宜,准备回国。临行前,老师把我叫出来,寒冷的冬日走廊,我突然想起叶先生嘱咐我,不过彼时是离家求学,此时是学成归乡。老师先是嘱咐我给黄先生带一番话,他说二战后,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这里面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黄先生。随后他面色微微一肃,他和我说:“你回去后,原则上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只要国家需要,你就要做。”

我深深点头,想到别离在即,鼻子有些发酸,老师看了看我,难得温言说道,“又不是再不见了,再过些日子就能在国内见到了。”他接着又说,“这几年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有些害羞也有些激动,抬头看老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是很真挚的高兴,我突然就激动起来,暗暗攥紧了拳头,决意不让老师失望。

经过漫长的签证手续和等待船期,我于1955年1月21日从宝安县入境,那一天是大寒,再过两日是除夕。



回国后,我去中科院投奔叶先生。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力学所,力学研究室设在数学所,我先在数学所任副研究员,黄先生也在那里。叶先生专门在研究室设立了新专业弹性力学组,由我担任组长,研究水坝抗震,后来又开展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证。

这一年年底,老师终于返回中国,黄先生本想去广州迎接老师,但忙不开身,便写了封欢迎信托我转交给老师。我和广州中科院办事处的同志们一同等在岸上。

汽笛长鸣,船终于抵岸了,看到老师时,我再难掩激动,冲着老师高高地挥手,老师也挥了挥手,看起来精神很不错。回程车上,老师问我大家的近况,我一一作答,不忘把黄先生的信递过去。老师初始还有些纳闷,待到听到是黄先生写的才恍然大悟,他边说着弄这些干嘛边拆开了信,没一会他就低声抱怨,“黄少天都写的什么东西?什么叫要填志愿书只写力学所,还连办公室都给我安排好了……”我想起老师还未回国时,黄先生的信里满满都是“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大致也能想到信里都写的什么,不禁哑然失笑。听着耳边老师熟悉的一口官话,我不禁感慨,“您终于回来了!”

“是啊,终于回来了!”老师也晃过神来,神情有些感慨,风吹着信纸,哗啦啦的响声。


许多年后,我有幸得窥那封信的全貌,中间一段至今记忆犹新。
“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每每忆起,都能想象出黄先生坐在力学所楼里一笔一划写下这封信,风吹过,楼下松海如涛。


老师回国后便一手带领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黄先生随即也参与了这项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创立,老师任所长。那一天,黄先生很欣喜地和老师说,以后可以一同工作了。我们还都以茶代酒,干了一杯。

其实国内生活条件的确不如美国,但是相比临出国时物价膨胀到买东西要用麻袋来装钱,如今实在好了太多,街上的秩序不错,物价稳定,商店的橱窗里,国货也渐渐地多起来。

我相信是会一天天变好的,何况能回到生养的故土并为之效力,已足以值得骄傲。


老师任力学所所长后,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老师说,科学研究要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我加入了老师所在的力学研究室。

不久后,老师的另一个学生,我的师兄,刘小别也从美国回来,来到力学所,我们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也直到小别师兄回来后,我才知道当时为避免美方以他掌握重要资料为由再加阻挠,老师竟在同学聚会时当众把十几年写好的文稿投入篝火,这事直到很多年后,黄先生都在痛惜,老师每每却只是淡然地说道,烧了也好,省麻烦。黄先生便不出声,可我知道,他还是在为老师感到委屈的。不知为何,我就是感觉,黄先生委屈的不是那些知识本身或是能发表多少论文,他只是单纯为老师一腔心血空投感到委屈,而我相信,老师也是懂得的。

一次搞技术革新,老师领来一个超声波,一个涡旋管,要给它们评一下,涡旋管是我协助老师来评的。当时要求很急,晚上11点找我去说,说完后我出来都快12点了,黄先生就等在门口,把几盘资料交给我,那些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国内是没有的。我只记得交给老师时,老师的眼神有些复杂。

彼时我只是惊异于黄先生带回来的资料之全,因为涡旋管是很偏的一个东西,后来才慢慢想懂,有美国政府阻拦,能带回国的都是黄先生个人的研究资料,他等同于直接把心血拱手让出。

我也是后来才得知,黄先生回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筹建力学所资料室,并把个人所带的资料全部奉献了出来。他已经全然不计较个人的学术成就了。

我这才懂了老师那时的眼神。

力学研究所刚成立时,黄先生任副所长,而十八年后他卸任时仍是副所长,每每提及此事,我都想起那几盘资料。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硕大的蘑菇云腾空升起。我当时并没有参与,是不知道的,直到这颗大炮仗发射成功了,我才知道,也深深地为之骄傲。

小别师兄私下和我说,本来里面是没有黄先生的。但苏联政府撤走全部核工业系统在华专家后,党中央去问老师,我们要发展原子弹,你有什么意见,老师就说我毫不犹豫地推荐黄少天去。当时是有些怀疑的,因为当时这些资料在美国是绝密的,在苏联也是绝密的,而黄先生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完全没摸过原子弹,他怎么会懂啊。但老师当时态度十分坚定,后来也证明了黄先生确实担得起老师的信任。

举贤不避亲,老师正是这样一个方正的人。

小别师兄点点头,又说他觉得将黄先生称作“亲”有些不大对,可想了想也没什么更好的词来形容。

他们本来就是师兄弟,感情又那么亲厚,被称作“亲”也没什么吧,我随口说着,想起前一阵我接了个有些赶的项目,连着几天都很晚才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他们在散步,路灯暖黄的光下,拖着两道长长的人影。有一天下着雨,黄先生撑着老师的那把大黑伞,看不清他们的神色,只感觉他们已经并肩走了很久很久。


在力学所里,有像引我走上研究力学这条路的叶修叶先生和老师这种彼此之间十分熟悉,研究方向也近的;也有黄先生这种,研究方向不是十分相近,但关系比较熟;当然,更多的是既不相熟,研究方向也不近的先生们,如后来在天体物理方面很有成就的张新杰先生,开创生物力学的喻文州先生等。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凭口音都能凑出大半个中国,在这里却仿佛是真正的一家人,吃饭闲谈时我还提起硕士时曾旁听过黄先生的湍流学,就是语速太快完全听不懂,大家都笑了起来,纷纷打趣黄先生。那时,我还不知,我们将被卷入一生中最大的湍流。

其实早已有预兆,只是当时我们还沉浸在氢弹空爆成功的喜悦中。

在1959年年初,老师惯例在礼堂做全所一年动员。当时大跃进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到处挂满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红横幅,院里也有人提出说科学研究工作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就应该马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老师当时说不行,他当然并不是去顶撞党中央的一些布置安排,他仅仅是在力学所的范围里,来说力学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怎么做,老师的观点是我们要懂得工程技术,但是我们不做工程技术,我们是接力赛,我们要去研究科学研究里面的规律。

事后想想,老师在当时一些可能和党中央的布置有冲突的言辞上有些模糊,这实在不符合他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大约当时已隐隐有了察觉。

然而该来的总会来,有些事情,并不是依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就可以避免的,这是时代的、集体的力量。

真要说起来,对我而言,研究中断,隔离审查,干校改造,不过区区十二个字,我也相信时间的力量,总有一天,我的记忆会出现模糊。然而现下我还没有忘记。我当时被下放到干校改造,两年后回来,小别师兄险些没认出来我,回来后只感觉天翻地覆,所幸人还都在。

不过也有不在的。

两弹一星功臣元勋中,苏沐秋这个名字,相比叶修先生,或是韩文清先生等实在鲜为人知,这绝非是苏沐秋先生的贡献不够,相反,23位教授中,三方面都涉及的只有苏沐秋先生一个人,叶先生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其他人或者是核武器,或者是导弹,只有苏沐秋先生,三方面都参加了。

唯一的遗憾,大抵就是他人生的路未免短了些,苏先生乘坐的飞机失事坠毁时,年仅四十八岁。
在苏先生的追悼会上,苏夫人因打击过大,还在医院中疗养,苏沐橙教授是做外语的,当时正受到政治审查,处境很难过,前一阵还有人要苏先生同她断绝兄妹关系,苏先生拒不同意,因而有人对苏先生也提出质疑,要不要追悼还有过讨论,叶先生为此强出过头,甚至被警告了一次。最终还是决定开追悼会,但私下里风言风语也没停。苏先生的女儿才十五岁,小姑娘死抿着嘴,眼睛早肿了,苏沐橙教授紧紧揽着她,自始至终都坚强地站着,从头撑到尾。

苏先生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日子,小别师兄说,他们常听到苏先生的女儿在楼下弹钢琴《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我回到所里后,又过了一段写材料、隔离审查的日子,自然比在干校里好过,但研究中断是很致命的,最艰难时我曾问过老师,后不后悔从美国回来?

我这话完全是脱口而出,问完就后悔了,既怕老师斥责我,毕竟这是信仰不坚定的体现,也怕隔墙有耳,在当时,凭这话已足能被拉到台上被批斗。

但我更怕的是老师沉默。

可老师只是看了我一眼,很坦然地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黄先生在旁插了句嘴,“我也一样。”
老师答得很快,黄先生接得更快,仿佛这只是个平常的下午,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闲话家常。

那之后,我仍会胡思乱想,只是心慢慢地定下来,因为我清楚,再让我选一次,选择总也会相同。

后来,中断的研究继续,压下的资金被加倍拨下来,又进了一批好苗子,一切都在一点点好起来。我带了学生,我的学生又带了学生,今天我能坐在这里,回忆过往的几十年。

昔日我走上爆炸力学的研究道路,是在老师的叮嘱下,而在坚定了信念使我走下去这上面,我十分感激黄先生。我所遇到的艰难之处,大多是在走上这条路后,有些是纯属我个人原因所致,有些则难以避免,挟裹在时代的洪流下,我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我十分有幸,能遇上两位对我一生起到深远影响的先生。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我想是该先感谢我的两位老师的。其实老师和黄先生也没比我大几岁,但他们都给予了我来自前辈的提携与关爱。与此同时,他们也身践力行地教导我:追求真理的路上,没有前后,我们从来都是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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